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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洪军：重庆市农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重庆市科协副主席（兼)

潘家恩：重庆大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

3月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着重谈到乡村振兴战略，并对新时代下如何做好“三农”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如何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让乡村成为大有可为的土地和希望的田野？本期思想周刊与两位专家学者展开了对话。

“以‘三农’为本的产业融合是乡村振兴的当务之急。促进与一二三产业对应的小农经济、手工经济和服务经济的融合，是生态文明时代发展共享经济的主要形式。”

思想周刊：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些地方认为乡村美了就是振兴了，是这样吗？您是如何看的？

唐洪军：乡村振兴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要振兴，乡村必须美，但乡村美只是乡村振兴的一个方面。我以为，乡村振兴至少应该是“农业强了、农民富了、农村美了”。

潘家恩：乡村振兴不仅关系着大多数人口的基本民生，也是生态文明转型和城乡融合等新发展观念的内在体现。乡村振兴是乡村的全方位振兴，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个方面。乡村美只是其中部分方面，或者说是乡村振兴的某种结果之一。真正的乡村振兴，意味着更为全面可持续的发展。

思想周刊：您认为，在发展壮大乡村产业方面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唐洪军：发展壮大乡村产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推进结构调整，调减低效作物，发展特色高效作物，以“多品种、小规模、高品质、好价钱”的思路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二是因地制宜，面向市场选准特色优势产业，做到“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三是深入推进品种品质品牌“三品”工程建设，实现农业的提档升级、提质增效；四是着力构建根植于县域，以农业农村生态、文化资源和农业功能拓展为依托，以农民为主体，以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核心的产业体系。

潘家恩：以“三农”为本的产业融合是乡村振兴的当务之急。促进与一二三产业对应的小农经济、手工经济和服务经济的融合，是生态文明时代发展共享经济的主要形式。我们要努力推动以“三产”融合为主要方向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通过围绕“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化”进行创新性制度设计，突破过去“一产化”农业所长期存在的资源“盲点”，重新发掘乡村和农业在生态、文化、旅游、教育、休闲、医养等方面的多功能性，并进一步实现价值显化和价值增值；另一方面，以此为杠杆和增量，积极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努力破解当前十分普遍的“空壳村”困境，实现资源的“在地化”开发与收益的“在地化”分配。

“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乡村发展的全过程，学好用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论’，走深走实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两化路’。”

思想周刊：对重庆而言，在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乡村的实践中，该如何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特色的发展之路？

唐洪军：对重庆而言，要突出山地特色，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乡村发展的全过程，学好用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论”，走深走实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两化路”；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农业农村面源污染防控，做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要聚力抓好农村厕所革命、污水防治、生活垃圾治理、村容村貌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突出抓好以清理生活垃圾、清理沟渠塘堰、清理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改变影响农村人居环境不良习惯为主要内容的“三清一改”村庄清洁行动。

潘家恩：重庆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同时还集“大城市、大乡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在城乡融合和生态资源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可以将“三产融合+三变改革+城乡互动”设定为目标，借鉴全国各地已有的成功经验，扬长避短且集成创新，因地制宜地进行生态文明转型与乡村振兴前沿探索。

思想周刊：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推动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激活乡村振兴内生活力。要实现这个目标，重庆在深化改革方面该如何着手？

唐洪军：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一是稳步扩大农村“三变”改革试点，在总结农村“三变”试点村经验基础上，鼓励有条件的村稳步扩大改革试点范围，建立健全支持农村“三变”改革配套政策，探索资源性资产定价机制，完善“收益共享、风险共担”“保底收益+效益分红”等利益联结机制；二是扎实推进“三社”融合发展，积极探索供销社、农民合作社、信用社深度融合机制，深入推进“三社”融合发展试点，确保2020年全面推开；三是深化农业项目财政补助资金股权化改革，严格资金监管，加强风险防控，强化绩效评估，努力提高财政支农资金投入精准性和使用效益；四是完善产业发展同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探索建立土地流转、资金入股、房屋联营、务工就业、保底分红、产品代销等带农惠农机制，让农民群众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

潘家恩：乡村振兴虽然形式多样，但如何让纷纷外流的人才、土地和资本“三要素”有序地逆向回流是关键。我们一方面需要探索“对内有保护、对外有空间”的制度创新，另一方面也需要重新发现乡村价值，正视现代城市的内在困境，破解“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这一普遍存在的两难问题。

“如果说‘一产化’农业是‘靠天吃饭’，‘二产化’农业是‘靠地吃饭’，‘三产化’农业是‘靠人吃饭’，那么一二三产融合的‘六产化’农业就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来聚人气，也可以说是‘靠脸吃饭’。”

思想周刊：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实施数字乡村战略，深入推进“互联网+农业”，扩大农业物联网示范应用。在这方面，重庆有哪些实践？有何成效？

唐洪军：重庆推出了“智慧农业·数字乡村”建设工程。一是用大数据智能化为现代农业赋能，利用互联网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二是提速发展“互联网+农业”，扩大农业物联网示范应用，优先推进生猪、柑橘、榨菜等全产业链大数据建设；三是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依托市供销合作社建立市级电商平台，让特色农产品卖得快、卖得远、卖得好。2018年，重庆全市农村网络零售额164.4亿元，同比增长42.5%，其中农特产品网络零售额56.7亿元，同比增长78.9%，取得了显著成效。

潘家恩：生态文明和互联网时代下的农业，自然不同于工业文明阶段以追求产量增加为目标，而是能实现绿色可持续生产方式、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体验农业”于一体的多功能现代农业。如何做到？如果说“一产化”农业是“靠天吃饭”，“二产化”农业是“靠地吃饭”，“三产化”农业是“靠人吃饭”，那么一二三产融合的“六产化”农业就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来聚人气，也可以说是“靠脸吃饭”。目前重庆正将“智慧产业”作为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同时拥有“大城市、大乡村”这样的特殊条件，理应大有作为，也应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思想周刊：几千年的传统农耕文化是我们的瑰宝。乡村振兴中如何延续、传承这些优秀的文化，在“软件”上重建乡村？

唐洪军：具体来说，一要保护传统自然村落，以民居民俗民风为载体，弘扬“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观；二要保护古树、古木、古遗迹，以生态文明为载体，弘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三要保护地理标志品牌，以产业为基础和载体，弘扬区域特色产业文化；四要保护非遗文化，弘扬农艺工匠精神；五要保护农耕文化的首创精神，以节庆为载体，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六要保护涉农企业优秀文化的成长，以人才培养为载体，维护发展宁静守制的乡村人文生态。

潘家恩：一方面需传承千年农耕文明传统，需要在生态和文明双重视角下重新理解乡村和农业的多种功能，而不仅是一般性的经济价值，这既符合城乡融合和三产融合的基本思路，同时还有助于我们在乡土社会中发掘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使之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得以推进的内在动力与源头活水。另一方面，如果回到历史视野，中国百年乡村建设实际已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积累了厚重的历史经验，广泛兴起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包括张謇、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陶行知等在内的著名知识分子或实业家，通过回归乡土脉络、整合各种建设性力量并融合中西优秀文明，在乡村基层进行了多种形式的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可为当前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融合提供十分有益的经验参考与历史借鉴，值得我们传承与发扬。

思想周刊：要做好乡村振兴战略这篇大文章，夯实乡村治理这个根基是关键。在乡村治理方面怎么做才能更有效？

唐洪军：没有乡村的有效治理，就没有乡村的全面振兴，要达到治理有效，我以为要在治理理念、结构、方法上多下功夫。在治理理念方面，要突出以人民为中心，构筑符合当地乡村社会特点、合法合理合情的治理方式；在治理结构方面，要同步加强村党组织、自治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建设和培育，强化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有效发挥村级各类组织作用；在治理方法方面，要实现自治优先、道德约束、法治保障。在此基础上，强化村级组织服务功能，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健全以财政投入为主的稳定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制度等。

潘家恩：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要实现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的升级，但如何真正做到治理“有效”，需要以“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为新的探索方向。这既隐含着对各种“无效治理”或“高成本治理”的反思，也意味着要尊重乡土社会的内在机理与特点，不照搬在城市的治理经验，保持乡土自觉与国情自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目前我们已从乡土中国转为城乡中国，希望可以通过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探索出一套能适应当前新形势且低成本的良性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