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14日，“戴泽与百年中国艺术”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大学成功召开。本次研讨会由重庆大学、中央美术学院、重庆市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牵头联合重庆大学美育教育中心、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重庆市美术家协会策展与理论委员会、重庆美术馆承办，戴泽艺术基金、戴泽艺术工作室为支持单位。重庆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李剑出席并致辞。重庆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张楠木主持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旨在深切缅怀戴泽先生及其艺术与教育贡献，梳理重庆百年艺术文脉，拓展我国近现代艺术发展史的新线索、新视域，推动中华美育精神和美育思想研究迈向新高度。来自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安美术学院、四川大学、西南大学、四川美术学院等全国重要高校和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重庆大学艺术学院部分师生参加会议。剑对出席研讨会的专家和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并深情回顾了戴泽先生与重庆的“血缘关系”和与重庆大学的“学缘关系”。他指出，本次研讨会对推进戴泽艺术以及百年中国艺术研究、促进艺术学学科建设，加强国内学术交流，意义重大。在“百年新重大”建设新征程中，重庆大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扎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的回信精神，大力实施“时代新人铸魂工程”，大力加强美育教育，支持艺术学学科建设，共同推进我国艺术教育迈向新高度。
中央美术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秦建平宣读了中央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高洪致本次研讨会的贺信。重庆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魏东，重庆美术馆党委书记、馆长王发荣，戴泽先生亲属、戴泽艺术基金管委会主任戴梦先后致辞，深情回忆和缅怀了戴泽先生的百年艺术人生和对重庆的深厚故乡情怀。
参与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围绕戴泽艺术创作研究、戴泽与百年中国美育研究、戴泽与百年中国艺术观念嬗变研究、戴泽笔下的川渝题材绘画研究4个主题展开了多视角、多层次、开放性研讨。
尹吉男（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广州美术学院图像与历史高等研究院院长）作《平民政治时代的文化空间和艺术叙事》专题报告：以1964年孙滋溪创作的油画《天安门前》为样本，通过对其画面构成要素的细读与整体分析，再辅之以数十幅戴泽绘画作品，揭示清代以来，从帝国时代走向平民政治时代的过程中绘画空间与叙事上的重要变化、孙滋溪与戴泽等人的绘画何以呈现如此的空间面貌，以及农民、工人、儿童、流浪者、少数民族等形象何以出现于近现代绘画之中。
渠敬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作《戴泽的隐真世界》专题报告：构成一个人的世界的，无非是人与物。在一个平民化的时代里，世间的物象会随着人们的内心意识发生变化，历史和风景皆可重新塑造，但并非只有一种集体叙事的形式，而是在艺术家个体身上发生。戴泽先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林泉之士，却并未由此失去“隐归”的心迹，其始终与一切现实若即若离，把内在的田园和山林安放在人与人因亲密而真挚的关联中，从一个物件、一束花乃至一只动物，都能长存不变的精神慰藉。只有画笔，才能写出一个“隐真”的世界，这是他的本真，也是他的归宿。
黄宗贤（四川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教授，四川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学术院长）作《激昂脉动中的温情诗篇——戴泽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方位》专题报告：纵观戴泽一生的艺术创作及其艺术贡献，可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中国艺术现代性的探索者，其人生与艺术经历，几乎与中国艺术的现代转型历程同步；二是现代艺术本土化的推动者，在中国艺术现代化、外来艺术民族化的艺术吁求声和浪潮中开启了艺术进程；三是延绵视觉乡愁的抒写者，用底层叙事、平实语言书写对生命情态、生活境遇的关注和对自然与土地的深沉眷念；四是规范化体系中超越规训者，总体归属于徐悲鸿写实体系，但并不把写实扁平化，而是在扼守写实原则的前途下，彰显出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和灵动的书写性；五是现代艺术教育体系的建构者，是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教育体系的经历者、参与者、建构者，是中国学校美育社会美育重要的推动者。
秦建平（中央美术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研究员）作《戴泽先生眼中的师父徐悲鸿》专题报告：以2013年拍摄中央美术学院成立95周年专题片、2014年启动“百年美院·口述历史”影像项目为契机，讲述戴泽先生曾经担任过北平艺专教师、而且是最早一批随徐悲鸿先生北上北平，参与“复校”工作，作为徐悲鸿先生最后一位逝世的学生，这位享年101岁从历史走来的“活化石”身上，藏有丰富的“活文献”，不仅是中央美术学院发展史的见证人，也是中国百年艺术变历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艺术家、美术家、教育家。
王天祥（四川美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教授）作《从写实主义迈向现实主义：20世纪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两个段落——以戴泽艺术笔记为线索》专题报告：以戴泽先生的艺术笔记为线索，从内部视角记录和分析了20世纪中国高等艺术教育的一段重要发展历程。1942-1946年，戴泽在中央大学艺术科学习，美术学习重基础、重写生、重方法，是徐悲鸿先生写实主义教学体系的直接体现；1949年后，戴泽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美术教学重素描训练、重思想锤炼、重深入生活，体现了以戴泽先生为代表的中央美术学院教师群体从写实主义绘画方法向现实主义艺术观的跃升与蜕变。
张楠木（重庆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作《裂变重构与自觉回归——徐悲鸿与戴泽艺术探索思考》专题报告：徐悲鸿与戴泽师徒二人的艺术人生，也是二十世纪中国绘画从裂变、重构到自觉回归的自然形态与内在本质变化。即在中西文化碰撞与传统文人画积弊之下裂变，在中西融合的实践之中重构民族绘画，在时代需求与个人素养之中自觉回归，体现了从艺术——人生——艺术的发展规律，给观者带来的审美体验则由悲壮崇高发展为优美之感。
段运冬（西南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作《文化现实主义的承扬：20世纪中国美术史演进中的“戴泽”及其意义》专题报告：现实主义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突出特征。戴泽先生承续着现实主义的“文人之眼”，在徐悲鸿倡导的中国写实主义油画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戴泽先生的创作对革命历史题材有所涉猎，但是更多还是文人的知觉方式，观照图绘周边自然与生活小景，区别于“革命之眼”的图像表现，典型地体现出新中国现实主义美术发展的另一种路向：现实主义的文人化取向，并以此基础形成中国美术的文化现实主义。对戴泽先生艺术实践的深入考察，多面审视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美术的演进与发展，呈现出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美术创作的复杂性，进而为现实主义的当下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杨灿伟（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杂志事业发展部主任、编辑）作《艺者无域——戴泽先生新时期风景静物创作的特点及启示》专题报告：自1950年以《马车》《和平签名》两幅画作亮相“中国艺术展览会”开始，戴泽先生的身影与足迹便不曾缺席中国主流美术，其美术创作与人生历程始终牢牢地嵌入新中国美术发展史中，见证历史、描绘历史、塑造历史。新时期之后的风景与静物作品，更多地转向于对本体语言的深化，突破了既往表现范围，既有现实主义的一面，也有写意表现的探索。
王文娟（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作《戴泽的世界：徐悲鸿写实主义教育学派研究之一则》专题报告：戴泽不仅忠诚写实主义的绘画理想，创作了大批主题性绘画创作，以视觉图像的方式记录见证了20世纪中国美术波澜壮阔的发展，还通过对现代艺术路向的积极探索，对写实主义的多样发展及艺术各派的纷呈做出了贡献，同时关注、顺应宇宙生命和人性自然的微型叙事独白的艺术实践。
张鹏（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作《中央大学重庆时期的傅抱石与戴泽》专题报告：戴泽1942年进入当时内迁重庆的中央大学学习，傅抱石是其受教过的多位先生之一。考察、梳理戴泽绘画发展轨迹，其中一个重要源头即是中央大学时期的艺术滋养，这些火种在其人生中的不同时期被激扬、壮大。从戴泽对作为师者的傅抱石的点滴回忆及戴泽后期的部分彩墨创作细节中，二者的关联颇为紧密，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20世纪中国艺术现代探索的某些思考与尝试。
张涛（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研究》编辑部编辑、副教授）作《戴泽的1950》专题报告：1950年对于戴泽和中央美术学院都是意味深长的一年。是年4月1日，经过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与国立北平艺专的磨合兼容合并，国立美术学院正式定名为中央美术学院。戴泽当年8月启程奔赴苏联，成为新中国第一次海外艺术交流展览——“中国艺术展览会”的五位中方参与者之一，该海外艺术交流展览对戴泽来说是一次颇为重要的视觉之旅，尤其是对波兰画家扬·马特义柯（Jan Matejko）的发现与学习，对于其之后的历史题材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惠子（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副系主任、中央美术学院博士）作《戴泽〈和平签名〉与1950年代“新艺术”的探索》专题报告：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积极参与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并先后开展了三次声势浩大的和平签名运动。对于艺术家且同为亲历者的戴泽来说，更是积极主动地视觉化呈现了这一重要时刻。通过追溯该作品创作之初的历史语境、签名主体的选择考量及后续同类图式的传播生发，具有主题性意义的《和平签名》实际内里也暗含着艺术家在面临“新艺术”难题下自觉展开的一次思考与探求，由此获得的“人民的轮廓”的共鸣，也成为了其迈向新中国艺术鲜明转向尝试的典型例证。
李庚坤（四川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作《戴泽历史画创作中的“实证”与“想象”——以〈张献忠除暴安民图〉为例》专题报告：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应中国历史博物馆之邀，戴泽创作了《义和团廊坊大捷》《张献忠除暴安民图》《太平军大败洋枪队》《大泽乡起义》等一批中国古代农民战争题材的历史画作品。以戴泽50年代末60年代初创作的《张献忠除暴安民图》为例，通过辨别其中的历史史实与历史想象，揭示新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历史研究、土地革命题材美术作品创作对古代农民战争题材绘画的影响。
董虹霞（四川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作《戴泽重庆时期绘画中的文化景观与身体在场》专题报告：以艺术地理学为视角，聚焦于1942-1946年戴泽就读于中央大学期间的艺术实践，以“地理环境”“中心—边缘”“文化传播”为问题讨论的路向，通过《嘉陵江上》《沙坪坝中渡口》《重庆铁匠铺》《沙坪坝茶馆》《弹球》《老板和老板娘》《重庆少年》等具体作品，围绕“此在”——以松林坡上的学习体验为内容的作品、“隐喻”——嘉陵江边的轮渡事业、“身份”——街巷小铺里的日常烟火，来看其作为重庆人在艺术创作中流露的地方认同感的身体在场痕迹、区别于他者的地方感，由此牵涉的“身份认同”及其超历史性。
王汉（重庆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作《试论戴泽在1940年代的水彩艺术》专题报告：以戴泽先生1940年代创作的水彩画作品为契机，对其该时期求学与初入社会的感受、认识以及艺术的奠基作用予以分析，并产生了集书写性笔法的运用、抒情性色调的渗透、自然化表达的空间为一体的水彩画风格，个性鲜明、视觉独特，在此基础上拉长时空界域，不难发现，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其个人艺术成长与国家内外环境变化的互为映射，艺术的笔法风格与家国的兴亡治乱的彼此关联，对我们今天艺术风格、艺术精神的时代化、民族性依然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
蔡峰（重庆美术馆典藏部主任）作《从故乡情境到青山夕照——戴泽的1922-1946》专题报告：以戴泽先生的个人艺术史叙事为线索，以1922年至1946年重庆生活求学为时段产生的艺术创作为重点内容，该阶段不仅涉及到徐悲鸿教育体系的初步实践，关联着的个人艺术历程的启航，也是艺术家个人史研究的重要部分。通过横向的群体化研究涉及美术现象、美术群体的具体时空描述，基于戴泽中央大学求学阶段的研究有助于祛除个人叙事对历史切片的遮蔽，不仅有利于更完整、更全面地对艺术家历程的叙述，同时对于艺术史的构建具有积极意义。
平川（北京服装学院美术学院助理教授）作《错位与演变——从1957年戴泽先生论印象派论争手稿谈起》专题报告：以戴泽先生家属提供的1957年戴泽先生撰写印象主义论争手稿为一手文献，梳理戴泽先生对于1957年印象主义论争的讨论命题和核心观点，观照其创作实践与印象派接受与传播的诸多史实，从时代思潮、人生际遇、学脉传承、艺术思想等角度剖析其理论认识与艺术实践之间出现“错位与演变”现象的动因，以期丰富戴泽先生艺术研究，对于当下美术家探求个体际遇与文化体制、社会语境与艺术生态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提供些有益启发，充实学界对于20世纪60年代印象主义大讨论的认识。
徐玉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作《历时与共时——戴泽油画民族化创作中的家国同构研究（1949-1978）》专题报告：戴泽先生的艺术创作理念以其历时性的深邃与共时性的广远，以民族化为终生创作原则，扎根于民族厚重文化传统，融汇于中西绘画风格与对徐悲鸿绘画创作传承与拓新尝试，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伟大征程的波澜壮阔通过独特的个人风格进行展现，而“家国同构”的自觉意识是该时期戴泽先生油画创作审美与情感的显著特征，不仅呈现既有特定的形成逻辑与表现方式，又赋予新时代艺术创作与文化价值的新内涵、新话语。
高源（重庆大学艺术学院教师）作《戴泽彩墨画写生研究——色墨交融对于当代山水画写生的启发》专题报告：作为徐悲鸿先生的弟子，戴泽充分理解并身体力行地实践了徐悲鸿先生在艺术创作和美术教育上的理念，推进了中西艺术融通的新实践、新进路，对彩墨、水墨艺术语言、视觉呈现的开新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传统式山水画创作注入了新的生机，为当代山水画创作提供了思路。
王胜选（安康学院艺术学院教授）作《画在时间之上：戴泽水彩艺术的图像叙事与情感表达》专题报告：戴泽先生在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中国美术事业传播与文化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以历时性的视角切入，通过对戴泽水彩艺术进行梳理，探讨其不同时期水彩艺术的图像叙事与情感表达。
戴泽，重庆人，我国著名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徐悲鸿先生嫡传弟子，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被誉为中国“第二代”油画家的代表人物，为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美术学院回信的八位老教授之一，2023年9月1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戴泽先生的百年人生，不仅历经了时代之巨变，也亲历了百年中国艺术之大变革，抗战时期，在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现重庆大学A校区）求学，师从徐悲鸿、傅抱石等诸先生，创作了一批刻画中大校园、重庆题材的优秀作品。新中国建立后，以《胜利的行列》《农民小组会》《大泽乡起义》等为代表的集艺术性、创新性、思想性、人民性、时代性为一体的经典之作标志着戴泽先生的艺术进入了新征程、新境界。
近期，重庆美术馆举办“万物生——百岁戴泽重回故里艺术展”，充实、扩展会议主题的内涵延伸和意义张力。研讨会的学理思辨与作品展的观艺问道的遥相呼应，在同频共振中追思作为重庆人的戴泽先生辉煌的艺术成就、不懈的探索精神、浓郁的家国情怀。
此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受到了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被多家新闻媒体、网络平台报道，不仅是对学术界在戴泽先生逝世后第一次全国性有组织、高规格、高质量的学术盛会，也是以戴泽先生为线索对百年中国艺术发展史的历史回顾、新时代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的积极探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